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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无定所.胡同院落.高楼大厦——从办公地点的变迁,感知九三学社的发展与变化

时间:2012/5/8 20:22:41

    众所周知,65年前的1945年9月2日上午,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战舰上举行了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的签降仪式。根据国际法惯例,签字次日,即9月3日是日本签字正式生效的日子。它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在普天同庆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的时候,与此紧密相关的九三学社也迎来自己的65华诞。
    九三学社在现当代史的风风雨雨中走过了65年。在其成立前前后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没有自己的办公、活动地点。
    许德珩在谈到九三学社建社伊始时是这样说的:“1944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大西南发动进攻。……我们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学技术界人士:许德珩、潘菽、梁希、黎锦熙、劳君展、涂长望、张雪岩、黄国璋、叶鼎彝、税西恒等,对时局极感焦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家经常相聚交谈,后来就发起组织了‘民主科学座谈会’,以聚餐形式聚会讨论民主与抗战问题,主张‘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为实现人民民主与发展人民科学而奋斗。这个座谈会经常举行,不断发展。”(参见《许德珩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年版, 第210页)座谈会在哪儿举行的呢?许德珩说:“一开始,梁希、潘菽、税西恒、黄国璋、张西曼、张雪岩、何鲁、涂长望等同志,常常到我家同我和我的爱人劳君展同志座谈时局,间或也在中苏文化协会张西曼同志处座谈。” (参见许德珩撰写的《毛主席和九三学社》一文)许老这时的家在重庆哪儿?在许老的回忆录里记载着:“经朋友介绍,我们最初搬到南开中学一个华侨老师的房子里暂住。住了未久,就找到枣子岚埡的一处房子。这个地方处于半山之中,也是依山作屋,原来命名 ‘稚园’,后来改称‘雅园’。……从1940年起,直住到日本投降,……。”(参见《许德珩回忆录》,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年版, 第202~203页。)
    在2005年8月学苑出版社出版的《九三学社简史》里,对九三学社成立前后活动场所、开会地点有所介绍,比如 :书里提到一位极富有传奇色彩的宗教界人士,虔诚的基督教徒张雪岩,该前辈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归国后参加“五四运动”,先后投奔过张作霖及山东地方武装,后又从事文学创作,再后步入宗教界。艰难困苦中创办了以“为真理说话,替正义作声;农民是国本,知识是力量”为宗旨的面向农村、农民的《田家》刊物……。他也是九三学社的发起人之一。书里叙述:“张雪岩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以宗教为掩护为九三学社提供了安全的活动场所,……。”(参见《九三学社简史》, 学苑出版社  2005年修订版, 第31~32页。)但这场所是哪儿?……时间?地点……?令人遗憾的是书中没有进一步阐明。
    另外,在对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税西恒的简单介绍中,谈到税西恒是由潘菽介绍认识了许德珩并参加了“民主科学座谈会”时也涉及到九三学社的活动地点,还特别写到一笔:他参加进来后,“活动地点就从许德珩家改在税西恒任总工程师的重庆自来水公司里,税西恒为活动提供了适宜的场所和条件。税西恒是九三学社第一位负责经费和财务的人……。”(参见《九三学社简史》,学苑出版社  2005年修订版, 第31页 。)
    这个叙述在1985年6月13日潘菽撰写的《难忘的重庆岁月》一文中得到佐证。潘老说:“我初到重庆时,税老是重庆大学工学院院长。我从学生中听说他是一个开明进步人士。……税老参加进来后,聚会的地点就改在重庆市自来水公司,因为税老已任那里的总工程师,那里有厨师,吃饭也方便,因此仍是每次聚会都要吃饭。”
    1945年9月3日,为纪念中国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座谈会,并成立“九三学社筹备会”,开始筹组九三学社。1946年1月9日的重庆《新华日报》以“学术界举行九三座谈会,决定筹组九三学社”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许德珩回忆录》里写到:“为纪念全国民主力量击败法西斯胜利,1945年9月3日,我们假重庆青年会大厦举行庆祝大会。会场是经过李公朴同志的帮助才找到的,他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参见《许德珩回忆录》,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年版, 第215页)
    经过酝酿、筹组,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许德珩回忆录》中记录了“九三学社正式成立以后,紧接着于5月12日下午3时至9时,假兰园(税西恒同志家)开理监事第一次联席会议。”由税西恒主持,讨论社务和时局,通过了重要决议(参见《许德珩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年版, 第219页 )。
    九三学社正式成立后,是不是就有了固定的办公地点或聚会的场所了呢?依然没有。在《许德珩回忆录》中,我们看到许老这样记述:“自从日本投降以后,我家就搬到上清寺一个招待所居住。我家在楼下,楼上是中央研究院的宿舍,有九三的同志住在这里。因此,我们为开展九三学社社务,联系就更为频繁紧密。”(参见《许德珩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年版, 第224页)
    由此,我们知道,抗战时期许德珩在重庆先后住过的两个地方,曾是九三学社活动地点之一;税西恒的家和他所任职的重庆市自来水公司,曾是九三学社活动地点之一;九三学社活动地点之一还有先贤、积极参加创建九三学社的张西曼为九三学社的活动提供便利条件的中苏文化协会。(参见《张西曼纪念文集》,   中国文史出版社   第174页 ) 但是否仅这几个地点呢?这个数据大概至今不完全,因为那时九三学社同人聚会纵论国事多以聚餐形式凑在一起,那么一些餐馆饭店也应是活动地点场所。九三学社先贤、当年参加“五四”运动和许德珩一起坐过监牢的初大告曾在《回忆九三学社的发起和成立》一文中就谈到他们的“活动时常在重庆的小饭馆举行,借小吃交换意见,也谈论社的发展工作”(参见《红专》,1985年第9期)。 此其一;其二,1939年在周恩来和潘梓年帮助指导下发起、成立的“自然科学座谈会”的成员多是中央大学等几所著名大学教授,活动地点不固定,多半也以座谈会、聚餐等形式进行活动,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在潘菽影响、带动下陆续参加了“民主科学座谈会”。(参见金善宝撰写的《风雨同舟忆当年》一文)这些人活动地点在哪儿?由于史料所限,这段时期九三学社活动地点肯定还有挂一漏万的地方。
    1946年10月下旬,九三学社总部从重庆迁到北平。到北平后情况何如呢?从一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知道的有以下好几处——
    (1)九三学社先贤袁翰青曾对采访者说,“那时九三在北平的同志主要是在北大和师大任教的几位教授,……九三经常是采用聚餐的方式聚会的,有时在北大府学胡同宿舍,有时在当时黎老(黎锦熙)主持的大辞典编纂处内,大多是在国会街薛愚同志家里聚会,因为那里较偏僻,不易引起注意。”(参见《袁翰青文集——〈袁翰青同志的回忆——解放前九三学社在北平的回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5年版)
    (2)吴小如在庆贺自己的恩师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时写有《绛帐依依四十年》一文 。他在从俞平老问业过程中了解到:“抗战胜利后,平老到北大任教。九三学社的前身名民主科学社,当时几位发起的老同志曾在平老旧居老君堂南院的内厅中开过秘密会议,商讨民生大计。……解放以后,每当我在平老旧居伺坐之暇,平老还指点着当时谁坐在哪儿,开会时的细节如何。……”
    (3)在1990年张道路、张中华撰写的《感激与悼念》文章中,谈到这一年的10月,他们收到了时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孙承佩于9月28日委托社史工作委员会写给他们的复函,复函中有这样几句话:“……孙副主席讲,张雪岩同志是我社创始人之一,1947年在北京相识,九三学社同人曾在张雪岩家开过几次会,雪岩先生革命态度是坚决的,曾介绍薛愚同志入九三学社……。”(参见《九三中央社讯》1990年第12期)
    袁翰青、吴小如、张道路与张中华等人的回忆,都披露了到北平后的九三学社仍处在“居无定所”的状态。
造成九三学社建社前后一段时期“居无定所” 的原因很复杂。它反映了九三学社当日在白色恐怖气氛下处于地下、半地下的活动状态;反映了抗战胜利之初,国事维艰,知识分子生活的颠沛流离,同时从一个侧面为今人勾勒了上个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文教、科技界高级知识分子精神面貌和向往理想的近景,体现出同中国政治、经济紧密相连的一种文化走向。他们追求民主与科学,虽志同道合,团结凝聚,但组织却还很松散,更似学术政团而非政党。
    进入1950年代初期,九三学社在沙滩中老胡同活动约有半年。中老胡同在东城区,东起沙滩北街,西至西老胡同。社中央名誉副主席郝诒纯撰写的《我社在沙滩中老胡同的早期活动》一文为我们提供了原始场景:“沙滩中老胡同在50年代初期是北京大学许多教授集居的地带。那时我在北大地质系任教,是系主任孙云铸先生的系务秘书,孙先生就住在中老胡同,1950年他已经加入九三学社,和同住在中  老胡同的几位社员,联系一些准备发展的对象,按照我社的安排和中共北大党组织的指导开展活动。” “中老胡同的活动以孙先生的住宅为基地,有时参加的人多了,容纳不下,就借用地质系的教室(沙滩嵩公府夹道地质馆内)。从1950年冬到1951年夏,在经常参加中老胡同活动基本队伍中,现在我还记得的有孙云铸、韩寿萱、裴文中、杨钟健、尹赞勋、魏璧、杨为方、樊弘、潘钟祥等,后期又增加了楼邦彦、游国恩等,那时还没有设置支社这一级基层组织,我们就自称这支队伍为‘中老胡同小组’,……。” (参见《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五十年》,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第476~479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九三学社曾经有过一段“继续”还是“解散”的迷茫时期。在1950年12月九三学社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上,许德珩《在本社全国工作会议预备会上的讲话》中说:“一九四九年二月,北京解放后,我们的工作,认为已告结束,九月间,人民政协召开,九三学社很光荣的列为民主政团之一,参加了政协。可是我们都是一些书生,各人又都有各人自己的工作岗位。政协开过以后,人民民主政权已经建立,我们最初的目的已经达到,认为此后,只要在本岗位上替国家尽力,不需要组织什么政团。所以去年政协开完以后,九三学社就预备解散,曾经为这件事,开过几次会,并且已经着手草拟解散宣言,南北各地的社员,多半同意这个办法,我个人也主张这么办。故自去年九月到今年五月,九三学社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而自北平解放到今年五月,九三学社南北各地,不惟没有加添一个新社员,就是旧社员有出社的,我们也是采取一个听其自然的态度。直到今年四月底,与统战部谈话,对九三是解散还是继续,做了一个很郑重的考虑,并经过各方面多次的商谈,才决定仍然继续下去。然而一直到今年八月间,我们才决定吸收新社员,目前社员的人数,虽然增加了一些,但是机构还同五年前一样只有北京上海南京重庆这几处,组织还很不健全,要继续为统一战线尽力,是要大加整顿的。”既然在这一时期组织活动处于低谷,活动场所当然也就更是沿袭着过去“居无定所”的状态。会上,黄国璋作《秘书处工作报告》,报告中所说“本社过去并无固定社址,亦无专任工作人员”正是这一状态的最好的注脚。由于此时在京社员主要是来自北大、师大的教授,故他们和从前一样 在各自的校园圈子中活动。这有些像散兵游勇。
    “居无定所”的这段时间若从1944年底算起至1950年约有6~7年光景。
    彻底改变九三学社工作社址无定所状态发生在1950年9月份。对此,1946年加入九三学社的老社员薛愚在1985年纪念九三学社建社四十周年时有过生动地说明:“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后,由于我认识不清,以为我们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了,作为科学技术为主的中上层知识分子的九三学社革命工作可以告一段落了,我们这些人以后在党领导下做好本职工作就行了。并且‘救国会’已登报声明解散,九三学社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于是我和张雪岩同志商议后,给许德珩主席打了个电话,建议解散九三学社。许主席说:九三学社是毛主席肯定的,现在毛主席在莫斯科开会,待他回来后再谈,要不要九三学社,由毛主席决定吧!   毛主席回国不久,李维汉部长召集了九三学社在京的八个社员开了一个座谈会,我被邀参加。李部长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说:九三学社不仅要存在,而且要扩大。我们革命战争胜利,主要靠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九三学社的同志们是拿笔杆的,拿钢笔杆或粉笔杆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需要拿笔杆子的。毛主席决定九三学社不能‘不要’而是‘必要’,并决定给九三学社找房子……。为时不久,党派来北京市统战部吴惟诚同志为九三学社找房子,当时九三学社指定我协助吴惟诚同志一起去找。我们花了一定时间,几乎走遍了西城区,最后找到颁赏胡同乙二十五号,经许主席亲自看后决定,我们办完移交手续之后,交黄国璋秘书长等负责整修,成为我社中央委员会和北京市分社社址(就是现在的颁赏胡同4号)。”(参见《红专》1985年第9期)
    1950年12月1日——5日九三学社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会上由黄国璋作秘书处工作报告,其中明确叙述:“自本年9月份拨得颁赏胡同乙二十五号房屋为本社社址后,即开始领取经费,任用专任人员,展开本社一切工作。”(参见《九三社讯》1951年第一期——一九五O年度全国工作会议专号)
    颁赏胡同的位置在京城喧嚣热闹的西城区里的一个安静的地方。与多条很知名的胡同紧邻。在颁赏胡同北边的是义达里胡同。义达里原为朗贝勒府。在颁赏胡同的西边有缸瓦市基督教堂,1921年,老舍住在那里,在那里的英文夜校学英文,还撰写了《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颁赏胡同的正西边是北京最古老、名气最大的砖塔胡同,它曾是北京城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为戏曲活动的中心。元人李好古的杂剧《张生煮海》里就提到过它。颁赏胡同乙二十五号院落本身大概原是清礼王府的一部分,后来成了大杂院。当日从国家拨给九三学社为社址后到原来的住户全部搬出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修缮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至1950年10月12日全部完工。
九三学社有了自己的办公地址后当时有多少工作人员呢?据黄国璋《秘书处工作报告》称,“专任工作人员十三人,工友七人”。由于“总社社址修缮工程甫告完工,一切工作尚待开展,本精简节约原则,故现在仅有工作人员十一人,即秘书主任一人,秘书二人,干事一人,会计干事一人,打字员一人,外收发一人,通讯员一人,勤杂员一人,警卫一人。”又据报告称,当时已经设有图书室,但从编制看似无图书管理人员,可以想见是由其他工作人员代管。由此见出,当日的九三学社从建制上看虽然有秘书处、组织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联络委员会等,但都由前辈们兼职,具体工作人员是很少的。
    从1950年下半年九三学社中央在颁赏胡同建址,到1994年九三学社中央从颁赏胡同撤离,颁赏胡同作为九三学社社址前后有44年,几近半个世纪之久。有许多重大事件就发生在这里,众多驰名海内外专家学者的足迹也留在了这里。今天的这里虽淹没在城市日新月异的建设发展的变化中,但所发生过的与共和国同步的许多重大事件,如 “反右”、“文革”的狂风暴雨,似乎并没有渐行渐远,淡出人们的视线。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许多历史深处的印记,总结、反思过去;找到九三学社在这里怎样迎来了改革开放的灿烂春天的鼓舞人心的回忆,展望绚丽、美好的未来。
    65年中,九三学社中央在颁赏胡同办公的时间有 44年的光景。65年中召开过9次全国代表大会。有6次(即从1956年的第一次至1992年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策、准备工作是在西四颁赏胡同搞定的。岁月沧桑,最直观的感受是社员人数的变化、不同时期社章中对社的性质的阐述以及社的主要任务。在这6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曾有两次很重要的全国工作会议我们无法忽略。一次是:前面有所涉及的,在1950年3月九三学社恢复了中央理事会后的11月底至12月初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这是建社以来的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两次到会并讲话,充分肯定九三学社的革命历史,阐明了九三学社的性质、作用。他讲九三学社的特点,是“学术界居多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结合”,还指出:“九三学社是学术界的新民主主义党派,和普通的民主党派性质有所不同,这是九三学社特有的性格。……”“是要把人民所需要的学术和政治结合一起,去促进国内学术界精神上的解放,以求服务于人民。”(参见《九三社讯》,1951年第一期) 会议明确了民主党派应该存在和发展,明确了建国后九三学社作为新民主主义政党的性质。制定了以抗美援朝为中心任务,以及巩固与发展并重、并行的组织工作方针。会议决定创刊《九三社讯》为社的机关刊物。此次会议被认为具有全国社员代表大会性质。截至1950年12月,社员总数为117人。
另一次是:1952年9月,九三学社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作会议(扩大)。会议讨论并学习了社的性质、方针和任务,修订了社章。初步地建立了社的基本制度。修改后的社章,将旧社章中规定的九三学社是“学术性的民主政团”的性质改为“新民主主义政党”。关于社的性质,社章的文字表述如下:“九三学社是以小资产阶级文教科学工作者为主要成分的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政党,是中国人民民主主义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在组织上,第二次全国工作会议(扩大)决定社的中央领导机构由原来的理事会改为社会政治团体通常采用的委员会名称。此次会议选举产生的是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后来九三学社的全国代表大会届次同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届次不同,相差数字是“3”的历史原因参见《九三学社简史》,学苑出版社  2005年修订版, 第105页)
    1956年2月,九三学社召开第一次全国社员代表大会。社的性质,改为“九三学社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个以知识分子为成员的民主党派。”社的具体任务在社章修订草案中作了比较概括的规定。大会着重讨论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怎样进一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向现代化进军,号召社员积极向科学进军,努力进行自我改造……。这次会议后,许德珩主席积极推动社的各地组织发展,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纷纷加入九三学社。开这次大会时社员是3800多人,到1957年夏季,社员增加到6225人。社的地方组织发展有26个,准备发展为地方组织的中央直属小组有10个。90多个基层组织都有了定期的组织生活。
    1958年11月底——12月中, 九三学社召开第二次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大会通过新修改的《九三学社章程总纲》、《九三学社改造规划》。社的性质被定为:“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资产阶级政党”,社的任务则是“帮助社员进行根本改造”,“把自己改造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把九三学社“逐步改造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会议决定将社刊《九三社讯》改为《红专》。那个特殊时期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判“白专”道路,开展“拔白旗”运动等一系列非常“左”的做法,伤害了一些社员,社的工作陷于困境。
    “文革”期间,社的各级组织被砸烂,受到重创,相当一部分社员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难以形容的非人磨难。社中央名誉主席严济慈曾回忆,“文革”中九三学社接到“红卫兵”通牒,勒令取消。1966年 8月24日,“红卫兵”在西四颁赏胡同社中央办公地点召开批判会,他和许德珩站着挨了一上午的训斥。他们相对无言,却深深理解彼此忧国忧民的心情。(参见《民主与科学》1990年第3期 严济慈撰写的《深切悼念德珩同志》一文)1976年10月“四人帮” 被粉碎,在社组织逐步恢复时的1978年12月,社员总数仅有4148人。
    雨过天晴,阴霾终于被一扫而光。1977年10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负责人协商恢复和开展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组织活动事宜。同年冬季,九三学社由许德珩、周培源、潘菽、茅以升、严济慈、孙承佩组成临时领导小组,开始着手调查、了解社员情况,组织成员学习中共和国家相关方针政策,整顿、加强各级领导班子,重建一批基层组织。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历史意义深远。会议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会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坚持拨乱反正,逐步消除“文革”和“文革”以前的“左”的错误。也很快恢复了党同民主党派密切合作关系。1978年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1979年的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邓小平再次指出:国内的阶级状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一论断,尤使以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的九三学社倍觉振奋与鼓舞。因为反右斗争以来给民主党派戴上的“资产阶级政党”帽子从此摘掉了。
1979年10月 ,九三学社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对社章进行了重大修改,明确阐述九三学社在新时期的性质:“九三学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以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民主党派,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党领导下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并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写进了社章总纲。因为国情,从第二次到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风雨历程中竟间隔了21年。
    1983年12月,九三学社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在全国各族人民遵照党的十二大所制定的宏伟纲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是建社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盛况空前。中共中央对这次大会极为重视,派代表到会祝贺并致贺词。
    从第三次到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期,广大社员重新振奋精神,在科研和教学岗位上勤奋工作,以高度热忱为四化建设贡献着全部力量。面向社会,开展智力开发、科技咨询以及智力支边、支农……。有94位社员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占当时全部学部委员的近1/4。……有6 位社员获1977——1981年的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有964 位社员分获各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等光荣称号,……1982年有55位社员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发明奖。社的组织在党的关怀帮助下,得到较大发展,从1979年到1983年,4年中吸收社员6546人,总数为11014人。新建地方组织44个,全社地方组织有78个,基层组织579个。除西藏、台湾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建立了社的工作委员会或工作委员会筹委会,九三学社成为一个具有一定规模和活力的民主党派。
    此后,1988年12月底——1989年1月,1992年12月,九三学社分别召开了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体制更科学化、制度化,1989年1月,邓小平建议中共中央“组成一个专门小组(成员要有民主党派的),专门拟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并在一年内完成,明年开始实行。”当时社中央常务副主席孙承佩代表九三学社参加了小组工作。经过一年的多次研讨和反复修改,12月30日,正式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即中共中央14号文件),下发各级党委,于1990年起实施。不久,又在报纸上全文公布。九三学社中央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个文件的研究、协商和修改。198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公开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形成、发展逐步走向完善。表明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长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亲密友党,是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毋庸置疑,它的颁布、实施对各民主党派的健康发展及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带来很大影响和助力。
    九三学社在这个文件精神鼓舞下,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责,以1992年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为例,社组织和委员提出提案140件,大会发言14份。特别是围绕开发大西南,发展农业生产,搞活大中型企业和促进科技进步问题,经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提出许多好的意见建议。在社会上产生良好影响和效益。在参加政府工作方面,1992年7月底统计:九三学社有9位同志担任省、部级领导职务。42位同志担任厅、局级和市级政府机构领导职务。
    与此同时,社在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开展科技服务、支边扶贫的工作。社的组织也更壮大了。据1992年6月底统计数据,九三学社社员有48766人,比“五大”时增加了1万多人。省级组织29个,市级组织187个,基层组织2845个。
    1993年12月2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兆国,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等一行来到颁赏胡同九三学社中央机关,他们走进每个办公室,看望大家。时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赵伟之向上级领导汇报了我社工作及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李瑞环在详细询问新办公楼建设工程进展情况后,当即表示,由他出面组织国家计委、财政部及北京市有关方面的同志一起到新办公楼开个办公会,并风趣地说:“这是我的老本行,一定要解决问题,尽快让你们进驻新楼。”12月27日,李瑞环视察新建在东城区蒋宅口的三党派(即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大楼,视察新楼设施,了解工程扫尾情况。随即他邀请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及国务院、北京市有关同志开会座谈,一起查找工程扫尾中存在问题的原因,明确职责和要落实的措施。北京市建委、北京市政管委和公用、电信、交通等部门纷纷就属于自己的任务提出具体办法和完成期限。
    就这样,九三学社中央机关于1994年1月从西城区西四颁赏胡同搬到了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蒋宅口。不少人都知道在国家黄金局旁边的三党派大楼。那就是九三中央办公所在地。所谓三党派是指九三学社、农工党、致公党,三个民主党派。三党派在这个办公大楼各有自己的办公区域。这一段时间,社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有70人左右。从1994年到2005年4月之前,九三学社中央在此地办公有11年光景。
    1997年11月九三学社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2002年12月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是在三党派中央机关办公楼完成的。
    自社的“七大”、“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中国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作为参政党的九三学社面临着进一步提高和完善自身来迎接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的新形势。 2007年12月九三学社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自2005年4月社中央机关全部迁入北京海淀区万柳万泉新新家园14号办公新址后的第一次社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近年来,诚如中共中央在致这次大会的贺词中所说:“九三学社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自觉遵循多党合作的政治准则,积极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积极努力和贡献”。对今天的九三学社性质,修改后的社章表述越加明确:“九三学社是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九三学社的发展从此更加蓬蓬勃勃,截止2007年6月的统计,全国已有30个省级组织,275个省辖市级组织,22个县级市组织,4282个基层组织。社员总数106726人。
    今天的九三学社中央办公地点,坐落在北京海淀区万柳万泉新新家园14号,是一座称得上现代化的办公大楼。截至2010年,现有工作人员84人。办公区人人桌前一台液晶电脑,现代化办公设施应有尽有。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不用我赘言。
    九三学社从“居无定所 ”到在胡同院落办公,发展到有了自己的独立的办公大楼 ,见证了城市的建筑史、文明史的发展变化,也见证了作为现当代史中民主党派、政党史的发展变化。巡礼九三学社65年来走过的路程,我们九三人十分自豪:从建社初期的十几个人,发展到今天的十几万人;从初期的“居无定所”的学术政团,发展到参政议政的现代化政党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是九三人几代社员努力奋斗的结果。九三学社能够从胡同办公到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办公,是国家政治昌明,国势强盛的反映。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九三学社的今天。我们也可以感到,九三学社发展到今天,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贯彻的结果,是中国政治协商、多党合作的结果。今天,中国和平崛起,欣欣向荣,九三学社的发展也正无有穷期。我相信:九三学社一定会在自身的发展中对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许德珩回忆录——为了民主与科学》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年版
2、《九三学社简史》[2005年修订版]   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编撰     学苑出版社
3、《九三学社历史资料选辑》         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编撰     学苑出版社
4、《黎锦熙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文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5、《实用北京街巷指南》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7年版
6、《袁翰青文集》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5年版
7、《张西曼纪念文集》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5年版
8、《毛主席和九三学社》            (许德珩   文)
9、《难忘的重庆岁月》              (潘  菽   文)
10、《风雨同舟忆当年》             (金善宝   文)
11、《绛帐依依四十年——庆贺俞平伯老师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吴小如  文)
12、《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五十年》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员会编撰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13、《红专》                        1985年第9期
14、《九三中央社讯》                1990年第12期
15、《九三中央社讯》                1994年第1~2期合刊
16、《九三学社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学苑出版社 2008年3月

作者:不详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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